我被打了將近5-6年時間才離開暴力，現在獨自一人帶著三個孩子努力生活著。
事情發生的當下，我沒有跟任何人說，因為我不知道該怎講、該跟誰說，只是想盡辦法想遮掩我身上的傷痕，甚至在炎熱的夏天外出也只敢穿長袖、戴著墨鏡，就怕被人家看到，怕其他人知道我被打。
一開始，我不斷拒絕社工、警察的幫忙，因為我真的很怕被前夫知道了只會讓我的生活更慘。他常常會拿刀威脅我，我想到如果我怎麼了，我的孩子該怎麼辦？我好害怕，我感到孤立無援、不知所措。
最後一次被打的時侯，我小一的兒子問說：「媽媽，你到底還要被打到什麼時候？你為什麼不走？你為什麼不帶著我們走？！為什麼不帶著我們離開這個地方？」我跟他說，因為我很想要給妳們一個家，一個很完整的家，就算它只是一個表面都好，孩子回我：「我有這樣子的爸爸跟沒有爸爸，沒有任何的差別。」孩子的一句話把我打醒，讓我感受到孩子的恐懼，我知道我應該為孩子離開。這時我才鼓起勇氣對我的社工聯絡說，我決定要離開，距離第一次和社工聯繫，已經過了五年。
去年，台灣共有11萬家暴案件被通報，平均每5分鐘就有1件，案件量之大，不禁讓人驚呼：「我們的家庭到底怎麼了？」本會在聯合國國際家庭日當天(5/15)舉辦了「受暴婦幼扶助計畫」開跑記者會，邀請金曲歌后/製作人戴佩妮擔任公益代言人，呼籲民眾捐款支持受暴婦幼服務，一起帶孩子回安全的家。
家暴並不是台灣獨有的問題，根據資料顯示，全球約3分之1女性遭伴侶家暴；在美國，每15秒就有一名婦女遭到其丈夫、男友或夥伴的毆打；在英國，每4名婦女中就有一名遭受家庭暴力的傷害，且每個星期就有2名婦女在家庭暴力中喪生。
本會林美薰副執行長表示，家暴存在許久，但社會並未重視其嚴重性，台灣的家暴通報率低於5%，也就是說有95%的受害者未曾通報求助，家暴是受暴媽媽和孩子無法說出口的秘密，也因為隱藏於家中的特性，讓社會長期看不見家暴的存在。
走入性騷擾防治工作一年，讓我對「性騷擾」變得很有感，除了意識到何種行徑可稱為性騷擾，同時，也開始對自身遭遇的情境有更高的觀察及敏感度，而這一段歷程，讓我感觸最深的是被害人在處理性騷擾事件的苦與痛。
在陪伴被害人的過程中，不難聽到性騷擾只是件小事，不過是被人摸了一把，或是聽了一些不雅的黃色笑話，不要去想就會沒事的，或者覺得那是被害人過度反應、小題大作，事情根本就沒有那麼嚴重；但，我想說的是「它不是小事，它所帶來的衝擊是超乎我們想像的」。
還記得陪同小恩（化名）開庭那天，她顯得焦慮不安，身體不自覺地顫抖，因為過於焦躁而無法坐下來好好休息。開庭時，她努力壓抑著不斷湧上的悲傷情緒，並試圖穩住不停顫抖的身軀，即使感到痛苦卻仍一字一句述說著行為人的騷擾行徑，希望藉此讓行為人獲得應有的懲罰。身為社工的我即使了解性騷擾事件會對被害人造成一定程度的傷害，但看著小恩顫抖的背影，依舊讓我感到震撼與心疼。
整起事件中，對被害人首當其衝的就是因事件被引發的創傷反應，像是焦慮不安、沮喪，而小恩則是出現極為嚴重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性騷擾的影響已經不只是受害當下，更延伸到她的生活、身心狀態；除了事件本身產生的衝擊，被害人有時候還必須面臨外界態度、眼光帶來的二度傷害，像是說法不被採信、求助動機遭質疑、與周遭人際關係的破壞等。通常這樣的傷害都不會只是短暫的，像小恩在事隔多年後，仍舊無法走出傷痛，且對人與人間的互動抱持懷疑的態度。
自民國94年進駐花蓮地院家暴服務處起，我們深切感受到「偏鄉」與「都會」地區的服務落差；若將「快、狠、準」的都會型服務模式直接套用在花蓮地區，將會讓社工與個案的距離漸行漸遠…
有別於都會地區個案的能力，偏鄉地區的被害人在表達與接收訊息的能力相對弱勢外，更多了「不敢問」、甚至「不敢講」的缺憾。花蓮地區擁有多元族群，如新移民姐妹、原住民朋友等，因此若缺乏文化敏感度，我們便無法拉近與個案間的距離及提供更貼近的服務。
某次參與在地原住民婦女服務中心家暴防治宣導活動，當天主題為家暴「社工」與服務「個案」的情境扮演。其中有位原住民說出了當漢人社工在為他服務時，他心中OS：「我真的聽不懂你在說甚麼？我想說，也不知道該怎麼說！你不懂我的！」，這一幕，震撼了許多人，也讓我開始翻閱原住民族群的相關研究，但真的寥寥可數。
在我們的服務經驗中，發現和原民朋友工作需要更多的相互理解。譬如說，他們在求助時總是微笑表示「我懂」，但我知道其實是「不懂、不知道」，他們微笑背後的涵意更需要我們細細聆聽、慢慢說明。所以，我們時時刻刻提醒自己不可對任何族群貼上任何標籤，必須多花些時間與經歷瞭解案主真正的需求後，再以貼近他們習慣的語言說明，才能有效協助案主。
由於跟蹤騷擾行為對女性日常生活及身心安全都具有相當程度的破壞性與危險性，然而目前我國並沒有實質有效的法令加以約束。現代婦女基金會董事長、立法委員潘維剛說，本會成立以來陸續推動家庭暴力防治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及性騷擾防治法通過，讓婦女有所保護。近年來發現跟蹤騷擾對婦女安全的威脅甚大，本會便即刻召集專家學者成立了工作小組，著手推動立法工作，耗費一年時間完成「跟蹤騷擾防制法」草案，並將於本會期送入立法院。立法工作小組成員王如玄律師表示，本會草擬的「跟蹤騷擾防制法」具備下列特色：
1.明定跟蹤騷擾為犯罪行為：明確規範跟蹤騷擾就是犯罪行為，並具體定義其樣態，本法若通過後全民/男女皆適用。
2.警告命令制度：警察機關得依職權或被騷擾者申請，核發警告命令，即時制止相對人的跟蹤騷擾行為。違反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
3.防制令制度：為避免被害人持續遭受相對人跟蹤騷擾危害，本草案特別設計了類似民事保護令的「防制令」制度，可由法院核發包括禁止跟蹤騷擾、遠離特定場所、禁止蒐集或持有非公開資訊等命令。
4.行政罰與刑罰雙軌制：無正當理由而跟蹤、騷擾者，將科處三萬元以下行政罰鍰；若跟蹤、騷擾行為危害他人身體健康或自由時，科處兩年以下有期徒刑；並參照刑法加重結果犯的立法模式，因跟騷行為致死亡或重傷結果者，提高刑罰，以有效嚇阻跟蹤騷擾行為。
十多年來，大家都以為臺灣婦女人身安全相關法令已經很齊備，雖然臺灣制定了亞洲第一部家庭暴力防治法，也有很完整的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和性騷擾防治法規，聯合國、歐盟、美國等有關討論婦女安全的保障法令，一定包含性侵、家暴與反跟騷等三法，這些地區國家及日本，也都早已制定反跟蹤法案，但我國至今仍然欠缺。
暨南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系王珮玲副教授表示，這次提出的「跟蹤騷擾防制法」若能通過，整個婦女人身安全的保障絕對更加完善，也能保障少數的被害男性，如果這些造成被害人很大傷害卻隱微難見的跟蹤騷擾行為都能立法保障，對全民來說都是很大的幫助。
此外，因為跟蹤騷擾行為具有四高的特性，就是「發生率高」、「危險性高」、「恐懼性高」和「傷害性高」，因此必須立法加以規範。
1.「發生率高」：本會調查顯示15-24歲的女性遭跟蹤騷擾的發生率是12.4%，英國全國性的統計顯示發生率是11.8%；美國則是針對婦女進行調查，12人中有1人曾遭跟蹤騷擾過，約是8-9%。一個人一生遭遇暴力毆打的機率，其實微乎其微，但對一般人來說，跟蹤騷擾發生率至少有一成以上，發生率是非常高的。
我高中的時候開始和他交往，當時他為了要掌握我所有的交友狀況還有行蹤，嚴密的監控讓我喘不過氣來，所以我提出了分手。當我提出分手之後，他就開始了一連串騷擾的行為，他突然跑來我家砸玻璃、丟垃圾，在門外狂叫怒囂到鄰居來抗議，甚至有一天在開車山路上逼車，作這麼危險的舉動，只為了要我下車跟他說話，一直到我的家人幫忙出面協調，他才願意跟我分手。
分手後，他還是會不時跟我聯絡，不斷展現他改過自新的態度和行為，希望可以再給他一次機會，兩年後我上了大學，也被他的真誠打動再次跟他復合。
可是沒想到，在一起沒幾個月，我發現他根本沒有改變，之前的好都是演出來的，所以我立刻提出分手。他開始每天半夜不斷發信和簡訊給我威脅要自殘或是要來傷害我和我的家人，而且把我住在各地的家人地址全部張貼出來，讓我非常擔心…
他也開始不斷出現在我的學校中，我上任何課、我的社團活動時間，都會看到他就站在教室外，就這樣盯著我看，我整個神經緊繃到極點。
即使沒看到他的出現，我也會收到他傳來的LINE「你現在喝的飲料好喝嗎？」或是「你為什麼要跟其他男生說話？」之類的訊息，讓我非常恐慌是他就在我身邊我卻看不到他，我真的很害怕他會突然出現傷害我，我到哪都不覺得安全。
聯合國資料顯示，跟蹤騷擾是全球婦女最大的人身安全威脅之一，相關統計數據指出，日本有15%的年輕女性認為身邊存在跟蹤狂，而2013年跟蹤案件更突破2萬件。近年來，國際間開始注意到跟騷對於女性的威脅，這是令人強烈恐懼的犯罪，也具高度致命性，從過去張彥文殺女友案即可見跟蹤騷擾的危險性，但我國現行法規對跟騷行為仍舊欠缺有效的法律能夠加以制止和懲戒。
5成擔憂遭跟蹤
為了解年輕女性遭跟蹤騷擾的現況，本會針對高中職及大專院校女學生舉行調查，共回收1134份問卷，受訪者年齡為15到24歲為主。統計顯示，有52.7%的年輕女學生擔心遭遇跟蹤騷擾，主要擔心對方傷害自己或親友，生命安全恐遭威脅；若對方知道自己的住所、學校或上班地點，可能造成更大困擾或危害。
1成曾被跟蹤
